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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前说明：武周称谓和年号颇为杂乱，我只能捡通俗易懂的添加，其余的按白话来写，为了让大家看的舒畅，下面的是给大家做了解用的。
唐代称谓
说起称谓，真的是让我很头疼的一件事，当时写冷却时，根本没有想过查资料，拟提纲，提笔就乱写了，后来写出兴趣，才开始认真起来，认识了国学论坛的以为唐代历史研究老师，向他请教的许多唐代的历史问题。讲到称谓时，他说：你们这些自以为是作者，什么都不懂就干写所谓的小说。什么叫奴才，什么叫奴婢，你们知道这个称呼什么朝代才出现的吗？还有大人，怎么能随便乱用，唐代的大人专指父亲，对官员是没有这样称呼的。还有公子、姑娘，简直一派胡言，乱七八糟，唐代根本没有此类称呼。
当时我被抨击的颇受打击，于是将全文的称谓都改过来了，说实话扎实别扭（我写的又不是历史传记，何必这么严谨）。。。。。。但是后来想想，人老师生气也是应该的，想我什么都不懂，也敢写所谓的小说，真是吃了亏还不知道自己没文化。
唐代时称呼皇帝多用“圣人”，至于和其亲近之人或其近侍则称其为“大家”，有趣的是在唐代，女子称呼其婆婆亦呼为“大家”。至于像唐明皇这样的风流天子，则亲近者俱呼其为“三郎”，而呼太真妃为“娘子”；皇太后自称为“朕”，这个可见《旧唐书·武则天传》中则天登基之前的谈话记录；至于皇太子，则常被左右之人称为“郎君”；而太子、诸王有时自称为“寡人”，这个一可见于顺宗为太子时同王叔文的对话，一可见于《旧唐书·永王璘传》中永王说：“寡人上皇天属，皇帝友于”；国公会自称为“孤”，此可见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中，时为唐国公的李渊的讲话。
而对于太真妃和太子的“娘子”、“郎君”之呼非凭空无据，在唐代，没有“老爷”之称，奴仆称呼男主人为“阿郎”；而称呼少主人为“郎君”；称呼主母和小姐俱为“娘子”。但是，“娘子”、“郎君”并非只用于奴仆称呼主人，旁人见了女子亦呼其为“娘子”，见了少年女子也有呼为“小娘子”者；年长者也会叫少年人为“郎”或“郎君”，像李白的一句诗中就描写有：一个老人问李白“郎今yu渡缘何事”？然后告诫他“如此风波不可行”。
在唐代，称呼相熟悉的男子多以其姓加上行第或最后再加以“郎”呼之，例如，白居易呼元缜为“元九”，唐德宗曾呼陆贽为“陆九”；而称呼女子则多以其姓加行第再加“娘”呼之，例如：“公孙大娘”、“李十二娘”等等叫法。而“萧郎”和“萧娘”作为普遍的代称，早是大家所熟知的了。
另外，既讲到了“郎”，另两个称呼也不可不提：当时，女子称呼丈夫的弟弟为“小郎”；而女婿又被称为“郎子”，就如《无双传》中，无双家人从小就戏呼王仙客为“王郎子”。
说了这么多，才发现还没有讲到当时的自称。当时的男子多自称为“某”，也有谦称“仆”的，称呼就比较多了。而女子除了像后来的女子那样谦称为“奴”外，更多的是自称为“儿”，同时，也有女子自称为“某”的。
在唐代，只有宰相才被称为“相公”，而不像后来那样用的普遍；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相互之间称为“阁老”；刺使被尊称为“使君”；县令的尊称为“明府”；至于县丞等则被称为“少府”。而他们都常被尊称为“明公”。
另外，看看唐代官场中的相互称呼和百姓见了皇帝或官员的称呼，就感到那时人们间的关系远较明、清时代更加平等：在唐代，“大人”只是作为父亲的尊称，并不用于称呼地位高于自己的官员，而且下级官员见了上级官员或者百姓见了官员，也并不像后世那样奴颜婢膝。当时，对于官员的称呼普遍是呼其官职的，除非是相熟之人可称其“行第”。宰相见了一个刺使会自称为“某”，而称呼此刺使为“某刺使”或者是“某使君”，而这个刺使对宰相的自称亦是“某”，同样，这个刺使治下之民称呼这个刺使，也是“某刺使”或者是“某使君”，而刺使对百姓的自称亦同百姓对刺使的自称————“某”。同样，对于一个侍郎，无论是其长官或是其下级以至于百姓，俱呼其为“某侍郎”，而对于大理寺卿即使是在狱中待审的囚犯，也是称呼其为“某卿”。即使在公堂之上，百姓若是男子也是自称为“某”，而女子亦自称“儿”同常时一样。
例如，像郭子仪这样地位的人，对给他家修墙的工人讲话时，自称为“某”，而工人回话是也自称为“某”。
另外，百姓见了皇帝，也同百官一样自称为“臣”，这可见于明皇逃难时和一蓍老的对话，以及德宗出巡时与一农民之谈话。
我就唐宋两朝的称呼，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，具体的论证附后：
唐：
皇帝自称：“朕“。另外，有时候也用“我”或者“吾”
别人称呼皇帝：唐代时称呼皇帝多用“圣人”，至于像唐明皇这样的风流天子，则亲近者俱呼其为“三郎”
皇后自称：皇太后下制令时，自称“予”，在便殿见群臣时，则称“吾”，很多时候也用“我”
后妃自称：在正式场合用“妾某氏等”，“臣妾”也可）平时则用“我”或者“吾”
公主自称：对皇帝，她也是称“吾”或者“我”
皇帝对儿子的称呼：亲昵一点可叫小名，平时可叫他的名或者称呼其排行，如九郎之类
皇太子自称：平时还是多用“我”或者“吾”，另外对皇帝或者皇后或者时可用“儿臣”，对下人可用“小王”。
太子则常被左右之人称为“郎君”；诸王则被称呼为“王爷”
普通人：男子和女子打招呼，不管是否相识，一律可以称为“娘子”，年轻一点的可以称呼为“小娘子”。这里“娘子”并非老婆含义，各位可以大胆使用。
年长者也会叫少年人为“郎”或“郎君”，称呼熟悉的男子多以其姓加上行第或最后再加以“郎”呼之；而称呼女子则多以其姓加行第再加“娘”呼之。
唐宋时，尤其盛行排行，甚至与姓、名、字同等重要，一部分下层民众或只有姓和排行，没有名，更不论字。所以很多时候的称呼是姓加排行，如燕小乙，或者小乙哥之类。注意的是，当时如果称呼他人为“汉子”或者“老汉”，含有相当的轻蔑成分在内。
另外，唐人称呼父亲的习惯现在我们听来可能有点毛骨悚然——他们一会儿叫父亲”哥哥“，一会儿叫”爷爷（耶耶）”，然后“哥”也用来称呼兄长……实在是有够乱的
唐代生活概述
衣食住行
唐代的服饰在形制、质料、颜sè诸方面仍有法规上的尊卑贵贱之别。武德四年(621年)，唐高祖初定服饰之制，规定了祭服、朝服(又名具服)、公服(又名从省服)、常服(又名燕服)四种服制。其中常服规定赤黄sè为帝王专用，自此黄袍成为帝王的象征。其后，唐太宗、高宗、德宗、文宗等也都曾下令，对文武百官及庶民百姓的服饰区别做出明确规定。大致说来，贵族官僚及富室之家的服饰均以锦绣绫罗制成，而庶民百姓只能穿以粗布麻衣，服饰穿着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。
唐代男子的服饰风尚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。初唐至盛唐时以裤褶服式为时髦，头戴幞头，身穿圆领、右衽、长仅及膝的窄袖袍衫，腰束革带，足登长靴或软皮靴。中晚唐时，上层社会的男子服饰又恢复了秦汉时的宽袍长袖，长裙高履，但裤褶服式仍在下层人民中间流行。
唐代妇女的服饰富丽绚烂，前后多有变化，但基本的服装有裙、襦、衫、帔几种样式。唐初女装因隋之旧，大多上身穿窄袖衫襦，下身着曳地长裙，足登弓履或高头履，即所谓“小头鞋履窄衣裳”的样式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民族关系、中外关系的密切，特别是妇女思想的解放，唐代女装的形制趋向暴露和开放。唐初上层妇女外出多着，全身障蔽。自永徽之后，皆用帷帽，帽裙至颈，渐为浅露。武则天时，帷帽全盛。中宗时，已经绝迹。开元初，袒胸女装盛行，靓妆露面，无复遮蔽，士庶竞相仿效。不久，又胡帽乘马，露髻驰骋，或着男子衣服靴衫，招摇过市。到天宝初年，“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、胡帽，妇人则簪步摇钗，衿袖窄小”，出现了“粉胸半掩疑暗雪”，“长留白雪占胸前”[1]的开放服式。中唐之后，窄袖服装逐渐过时，代之而起的是宽袖衣衫，妇女服装愈来愈肥，愈加褒博。
唐代妇女的发形十分繁多，以梳高髻为美，发式有云髻、螺髻、反绾髻、半翻髻、三角髻、双环望仙髻、回鹘髻、乌蛮髻等。面部化妆也非常繁复，化妆顺序大致为敷铅粉、抹胭脂、涂鸦黄、画黛眉、点口脂、描面魇、贴花钿等，其中眉式即有鸳鸯、小山、五岳、三峰、垂珠、月梭等十数种。
唐代饮食比前代更加丰富多样，主食以麦、粟、稻为主，间以多种杂粮。小麦面食是最主要的食品，无论贵贱皆食之，以饼类形样最多，有汤饼、胡饼、蒸饼、煎饼、凡当饼、红绫馅饼、赍字五sè饼等。镘头也已会制作，称为钉坐、饾饤或曼头，多为祭祀所设。主食中还有饣乇(即烧饼)、寒具(即馓子)、馄饨等。副食以葱、韭、蒜、姜、菠菜、竹笋、杏、梨、枣、瓜、葡萄等蔬果为主。肉食也很常见，尤其是富贵之家，以牛、羊、猪、鸡为主，动物的下水、腑脏也开始被烹制成各种美味。蛤蜊、鳜鱼、虾、蟹等鱼类产品也都进入饮食之列。调味佐料则有盐、醋、酱、胡椒、蔗糖等。
酒已成为唐人生活中的必需品，饮酒之风甚盛。全国各地名酒甚多，仅京师长安一带就有西市腔、郎官清、阿婆清、新丰酒、仇家酒、户县酒等。城乡各地酒店、旗亭众多，酿酒沽酒生意红火，在京师长安还有胡姬所开酒店，专卖胡酒，成为文人雅游饮宴之所。
茶成为唐人须臾不可离之之物，自开元初年，饮茶之风风靡全国，各地茶肆林立，煎茶卖之，茶道大行。陆羽所撰《茶经》，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茶道的著作。茶叶成为进贡、赏赐、馈赠的佳品。品茶、斗茶成为士人的雅好。“田闾之间，嗜好尤切”[2]，劳动人民也已离不开茶。
唐代饮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胡食盛行，尤其是开元以后，“贵人御馔，尽供胡食”[3]，成为一时风尚。前述胡饼即是一种胡食，这是唐代民族融合的结果。
唐代的居住条件因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差异颇大。皇帝所居宫室最为豪华。唐初，长安的太极宫是皇帝议政和居住之地，有太极殿、两仪殿、甘露殿、延嘉殿、承香殿五座大殿。自贞观八年(634年)始，唐太宗以为其父李渊清暑为名，于太极宫以东营建新的宫室，初名永安宫，后易名大明宫。龙朔二年(662年)，高宗李治身患风痹，恶太极宫“湫湿”，对大明宫大加修造，并将政治中心移于此。大明宫南部呈长方形，北部呈梯形，以丹凤门、含元殿、宣政殿、紫宸殿、蓬莱殿、含凉殿、玄武殿为中轴线，左右两侧各建有若干配殿，气势磅礴。玄宗即位后，又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兴庆宫，把宫殿和园林有机地结合起来，主要宫殿楼阁有兴庆殿、大同殿、花萼相辉楼、勤政务本楼、沉香亭等。至此，唐代诸帝在京城内兴建了三个宫殿区，时称“三大内”。武则天迁都洛阳后，也大兴土木，修建了三阳宫、兴泰宫及明堂、天堂等。此外，唐代还兴建了九成宫、玉华宫、翠微宫等许多离宫别馆。
唐代上自王公贵族，下至庶民百姓的私人住宅有着形式和规模上的规定限制：即王公之居，不施重木共，藻井；三品，堂五间九架，门三间五架；五品，堂五间七架，门三间两架；六品、七品，堂三间五架，庶人四架，而门皆一间两架。但皇室宗亲及高官权臣多越制造宅，竞为奢侈。安史之乱后，一度大兴“木妖”之风，将军马造一座中堂，即花费二十余万。相比之下，一般庶民百姓无力购买砖瓦，多以茅屋为居，时有火灾发生，常有屋漏之苦。
唐代交通十分发达，以京师长安为中心的陆路交通网，以及由大运河和南方水乡构成的水路交通网四通八达，同时，驿站制度健全，陆有陆驿，水有水驿，陆驿有车马，水驿有舟船，为公私行旅和商贾往来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。
唐代养马业经历了一个由衰而盛的过程，开元盛时，不仅zhèng fu拥有许多官马，民间私马数量也相当可观，马车成为重要的交通工具。但车乘方面的尊卑贵贱十分明显，皇帝有供服乘之用的五辂(玉辂、金辂、象辂、革辂、木辂)及耕根车、安车、四望车，还有供仪仗之用的指南车、记里鼓车、白鹭车、辟恶车等十二属车。皇后有重翟、厌翟、翟车、安车、四望车、金根车六等。皇太子和王公大臣也各有车乘。民间马车则主要用于运输物资。
马车而外，牛车、驴车的使用也比较普遍。肩舁和檐子也是重要的交通工具。肩舁又称肩舆、软舆、软舁等，檐子也叫竹舆、兜笼，均要以肩抬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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